編者按:2014年在中國教育史上絕非平常的一年, “深化改革”掛帆而起,四中全會帶來了依法治教的東風;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方案與四個配套“意見”一起構成“新高考”的基石;職業教育得到了異乎尋常的重視,這塊中國教育的短板有望成為支撐教育發展的“半邊天”……
除了這些已經見到的,以及可以預見到的改革紅利,當前我們依然面臨很多困惑與糾結!皳裥帷边祮柦逃;“性侵”觸及師德紅線;校車事故讓我們痛徹心扉;5000萬留守兒童的生活狀態讓我們魂牽夢縈……
新的一年,我們希望教育公平、教育創新成為新常態,渴望技術進步給教育帶來的新變化,期待以開放推動中國教育改革前行!爸2015中國教育”系列評論將與你分享中國教育發展的智慧。
以開放促改革,是我們在探討如何變革教育時,對于高等教育改革路徑的一種認識。由“錢學森之問”開啟的高等教育之問被視為是一個“天問”,高等學校的主要問題在于嚴重的行政化、官本位價值。高等學校的管理權限在教育部和省級政府,校長書記通常是按照官員模式任命“空降”的,他們對學校的責任和使命往往缺乏內在的情感聯系。老師被行政化的管理指標所驅使,捆綁在“計劃學術”、教育GDP的戰車上,無暇顧及學生和教學改革,高等學校的教學和課堂一成不變、沉悶死板。作為一個比較,義務教育實行“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盡管應試教育的大環境依舊,人民群眾多有不滿;但中小學的課程改革、教學改革、教育改革已經豐富多彩,正在呈現活潑的生機。
缺乏內在改革動力的高等學校,需要探索有效的改革路徑。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提供了富有啟示的借鑒。體量巨大、自我革命乏力的國企是如何改革的?那就是通過對外開放,引進外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發展民營經濟,形成多種所有制的市場競爭,在此基礎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最后納入WTO的新的游戲規則。應當看到,發展、改革、開放是評價教育變革的三個相互獨立的維度。近30年來,顯而易見,發展的成效最大,改革其次,而開放的步伐最小。因此,在2010年頒布的《規劃綱要》單列一章,提出“擴大教育開放”的要求。
我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已經出現了開放促改革的實例。前些年開放香港地區的大學在內地招生,雖然只有區區數百人的名額,但由于學生有了選擇權,高校之間產生了競爭,有效地改變了北大、清華“朝南坐”的姿態,采取增加獎學金等優惠條件以吸引優秀學生。一批“洋大學”落戶,為學生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如珠海聯合國際學院實行的全人教育、西交利物浦大學實行的培養世界公民的教育,其培養的學生質量之高,受用人單位的歡迎,都是十分具有認識價值的。最近幾年,教育對外開放的步伐明顯加快,在越來越多的優秀學生“用腳投票”,逃離應試教育之時,也有越來越多的國外優質教育資源進入中國,包括新開張的上海紐約大學、昆山杜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區等等,也包括一些著名的中等教育、職業教育機構,其對中國教育的影響力將會逐漸顯示出來。
改革大學教學模式的另一個探索,是本科工程教育改革爭取獲得《華盛頓協議》的認證,中國已經成為這一協議的預備成員;同時,正在爭取加入高職層面針對“工程技術專家”認證的《悉尼協議》。
但是,教育開放還有另外一層含義:教育不僅需要對外開放,也需要對內開放。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核心思想,是進一步加強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任務,要求實行管辦評分離、通過委托管理、購買服務、開展第三方評價,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
在政府“不差錢”之后,特別需要警惕和改變政府包攬教育,包辦教育的思路。今天強調開放教育,解放教育生產力,既具有“拾遺補缺”的傳統功能,更重要的是滿足教育多樣化發展的選擇性功能。一方面,在很多沿海地區,民辦學校是農民工子女入學的主要渠道,農村亟待發展普惠性的廉價的民辦園;與此同時,許多家長不滿千校一面、壓迫兒童的“應試教育”,進行教育自助,出現“在家上學”以及家長自組織的“小微學!、“小微幼兒園”的探索,囿于現行的教育法規和政策,它們尚未能合法化。如同經濟領域的小微企業那樣,這些小微教育機構將是青年人開展教育創業、解決就業的一種選擇,大量的小微學校和教育機構,也將成為教育創新最重要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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