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兒童青少年近視問題日益凸顯，成為影響兒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對此，國家出臺一系列針對性政策科學引導，我國兒童青少年近視率上升的態勢得到了有效遏制。國家疾控局監測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兒童青少年的總體近視率為51.9%。這與2021年52.6%的總體近視率相比，下降了0.7個百分點﹔而與2018年全國近視摸底調查的53.6%的總體近視率相比，更是降低了1.7個百分點。然而，要實現科學化、精準化的近視防控，我們仍需著力突破一些關鍵瓶頸。

從“重治輕防”走向“科學干預”

自2018年教育部等八部門聯合印發《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以來，我國近視防控工作逐步構建起“政府主導、多部門協同、家校社共治”的政策體系，實現了從單一措施到系統化防控的跨越。2021年，教育部聯合15個部門發布《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光明行動工作方案（2021—2025年）》，開展了“引導學生自覺愛眼護眼、減輕學業負擔、強化戶外活動和體育鍛煉、科學規范使用電子產品、落實視力健康監測、改善學生視覺環境、提升專業指導和矯正質量、加強視力健康教育”等8項專項行動。

家長作為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的“第一責任人”，其認知與行為正經歷從“重治療、輕預防”到“主動防控、科學干預”的根本性轉變。這一轉變，既是政策引導與科學普及的成果，也是近視問題低齡化、重度化倒逼下的必然選擇。

過去，一些家長對近視存在認知誤區，如“近視是遺傳決定的，防不了”“戴眼鏡會加深近視”等?，F在，教育部門、衛生健康部門聯合醫療機構連續開展“近視防控宣傳教育月”等活動，一批批專家走進校園和社區，專業實用的近視防控科普圖書相繼出版發行，科普渠道也逐漸豐富。這使得家長對近視的科學認知程度顯著提升，並開始主動改造視覺環境，為孩子配備符合國家標準的護眼燈、可調節書桌等。此外，兒童青少年電子產品使用時間得到一定控制，通過“屏幕使用時間管理”功能實現數字化監督，也有助於對近視進行科學防控。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家長們逐漸開始建立“視力健康檔案”，定期記錄孩子的眼軸長度、屈光度等數據，並結合學校視力篩查結果動態調整干預策略。例如，對遠視儲備量不足的孩子，家長會主動增加其戶外活動時長﹔對已近視的孩子，則會通過光學、藥物和物理干預控制近視度數增長。這種“預防—監測—干預”的閉環管理，標志著家庭護眼從“經驗驅動”邁向“科學驅動”。

全面推進公共衛生分級干預

當前，臨床常用的近視矯正手段主要是光學矯正，如使用普通單焦框架眼鏡、角膜塑形鏡等。此外，低濃度阿托品滴眼液等藥物，也常被用於配合近視矯正。然而，這些方法均存在嚴格的適應癥限制，部分治療手段費用高昂，且在大規模降低兒童青少年近視患病率及新發病率方面的效果仍顯不足。

科學的公共衛生策略具有低成本、廣覆蓋、分級處置的特點，可以說是近視防控最經濟有效的手段。通過精準施策、分層干預，公共衛生策略可針對不同視力狀況人群制定個性化防控方案。例如，對於視力正常且遠視儲備充足者，重點是防止遠視儲備過早耗盡，可通過增加日間戶外活動、減少近距離長時間用眼、改善視覺環境、科學規范使用電子產品等行為進行預防﹔對於視力正常但存在近視高危因素或遠視儲備量不足者，則需通過改變高危行為、加大日間戶外活動、減少室內近距離長時間用眼等方式進行預防。

對於近視前期的孩子，防控的關鍵在於減緩近視發生，這就需要到專業機構進行醫學驗光等檢查，在明確診斷后及時採取臨床干預措施。在這一階段，對於低度近視者，要控制近視進展速度，避免發展為高度近視﹔對於高度近視者，要預防並發癥，降低致盲風險。

實現精準防控仍須努力

當前，雖然已知近視的發生發展與室內近距離長時間用眼密切相關，人們也已發現戶外活動是最經濟和有效的干預措施，但近視發生發展的機制尚不完全明確。因此，隻有對近視發生發展的病因機制持續深入研究，才能夠精準把握防控策略和干預措施。

兒童青少年近視發生發展狀況因人而異。不同年齡段的兒童青少年對於近視防控的需求不同，如何根據其生長發育階段、眼健康狀況、生活行為等因素，制定個性化預防和干預措施，需要採集大規模數據集來進行預測和驗証。

現在臨床上採用的手段，都是在控制近視的進展，並不能預防近視。例如，近視矯正手段主要是通過光學眼鏡，實現“能看”的目標，其他如功能性眼鏡、角膜塑形鏡以及低濃度阿托品滴眼液等，雖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近視的進展，實現“慢進”的目標，但也都無法真正預防或根治近視。

近年來，市面上近視防控的新技術和產品層出不窮，例如智能眼鏡、眼部光學技術等，但其實際效果和遠期影響仍需要臨床試驗加以科學驗証?？茖W防控近視是系統工程，隻有統籌好政策推進、部門協同、科學普及、觀念轉變、技術跟進，方能實現我國兒童青少年近視“增量”下降、“存量”減少的目標。

（作者：陶芳標，系安徽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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